新中国名称是如何产生的【2】–理论

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确立的外交方针,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,即“另起炉灶”、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、“一边倒”。 “另起炉灶”,就是对于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,新政权应加以审查,按其内容,分别予以承认,或废除,或修改,或重订。

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,即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,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。

“一边倒”则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,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。这是新中国奉行的一条重要的外交方针,也是影响新中国国内政治、军事、思想文化、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,为什么要宣布“一边倒”?主要原因是 “形势比人强”。 1949年1月至2月,苏联冒险派出其政治局委员米高扬,秘密地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,与中央进行会谈。

根据最近刚刚披露的档案材料,在会谈中,中央表示“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,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”,同时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,决心与苏共站在一起。当然,其中谈得最多的还是要求苏联给予中国援助,如提供大城市防空用的高射炮、经济贷款、物资及专家、顾问。对此,米高扬原则上表示同意。

米高扬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,并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发展。也正因为如此,米高扬走后,更加明确了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,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,而苏联也加快了向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。

到1949年6月,新政协筹备会已经召开,中国建国在即。中央乃派出、高岗等秘密出访莫斯科。这次访问时间很长,从6月26日到达一直持续到8月14日。因为苏联方面已经为访问做了充分准备,故在6月27日第一次会谈中,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提出的所有要求,甚至没有谈到的事情。

于是,6月30日,发表了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,公开宣布了向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方针。

对于召开新政协,在1948年5月1日给李济深、沈钧儒的信中初步提出,当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。但是,到1948年11月,一些派与无党派人士到达哈尔滨时,战争局势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因此,中央委托东北局与民主人士协商后,确定新政协筹备会由及赞成中央 “五一节口号”第五项的各派、人民团体、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23个单位组成,会议地址预定为哈尔滨;新政协召开时间拟在1949年,具体日期、地点则视各方代表到达情况,由筹备会决定。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议题: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,从而改变了“五一节口号”原定的由新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,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的“两步走”设想。

1949年上半年,天津、北平、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,中国也大体已经确定了建国方针;各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来到了解放区,经过参观和学习,进一步认清了形势,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的时机和条件趋于成熟。于是,6月15日,由中国、各派、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、134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勤政殿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。会议决定,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下设6个工作小组,分别负责各项筹备工作。会议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;并决定在常委会下设6个工作小组,分别负责各个方面的筹备工作。

新政协筹备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起草新政权的政治纲领。经过第三小组、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会议代表讨论修改,最终形成了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。在修改过程中,改动的地方就有200余处。

其中争议最大的地方是:在纲领中是否写上社会主义前途。很多代表认为,现在提社会主义问题为时尚早,最后,中央采纳了该意见。

第四小组在起草政府法草案过程中,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名称。早在1940年,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曾提出过“中华民主共和国”。1948年8月1日,给响应“五一节口号”的各派复电中,曾使用过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。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名称,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致词中连呼的3个口号,就有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”。但到1949年7月,第四小组的某些代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,认为这个名称太长了,用起来累赘。因此就有了另外两种不同的方案,一是将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改为“中华人民民主国”,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再改称“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”;二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称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
对此,经过讨论,认为“民主”、“共和”的英语单词的字面含义并没有什么区别,只不过在中国译成了两个不同的词组,因此在国名中既有“民主”,又有“共和”就显得重复了,最后,决定采纳张奚若的意见,去掉“民主”,使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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